第210章 第十七卷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说弗朗西丝是个写小说的，不是科学家，她找的人也不是医生，不是教授，只是一个在自家后院养苍蝇的老头。
　　
　　法官点了点头。
　　
　　男人无罪释放。
　　
　　他走出法院的时候，记者围上来。他低着头，用手帕擦了擦眼角。“我为这一桩谋杀感到愤怒，为妻子的遭遇同情不已，我要为妻子服丧。”
　　
　　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很悲伤。第二天的报纸上，他的照片印在头版。标题写的是：“伯爵之子丧妻，悲痛欲绝。”
　　
　　没有人提那些虫子，没有人提那张纸，没有人提弗朗西丝。
　　
　　她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那辆马车走远。车轮碾过石子路，咕噜咕噜的。那声音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轻，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那个兼职法医找到她。
　　
　　他约她在咖啡馆见面。他穿着旧外套，袖口磨得发白。手指上还有干了的血渍，不是病人的，是尸体的。
　　
　　“那女人身上有瘀伤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。“旧的，新的，叠在一起。肋骨断过，旧伤。手臂上有抓痕，指甲断了两根。肯定被人打过，不止一次。”
　　
　　弗朗西丝看着他。“你之前怎么不说？”
　　
　　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手。
　　
　　“男人打女人，”他说，“这不是定罪的理由。法庭也不会认可。法官只会说，这是家务事。陪审团只会觉得，那女人肯定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。”
　　
　　他顿了顿。
　　
　　“况且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。做不到你那么勇敢。”
　　
　　弗朗西丝没有说话。她端起那杯凉透的茶，喝了一口。苦的，涩的，可她咽下去了。
　　
　　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。法院不认瘀伤，不认虫子，不认那些
　　
　　被丢在乡下的女人。他们只认口供，只认证人，只认那些穿着体面、笑得得体、在法庭上低着头、用手帕擦眼角的人。
　　
　　她站起来，把钱放在桌上。“我请。”她说。
　　
　　法医没有推辞。
　　
　　她走出咖啡馆，站在街边。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煤气灯还没亮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才迈开步子。
　　
　　弗朗西丝做了她能做的一切。
　　
　　她找了医生。医生切开尸体，指着颅骨上那个圆形的洞，说这是钝器击打造成的。
　　
　　她找了昆虫学家。老头用尺子量了那些蛆虫，翻开笔记，算出死亡时间，把男人的不在场证明撕开一个口子。
　　
　　她把这些证据带到法庭上，把那个贵族扯到了审判席上。
　　
　　可这就是全部了。
　　
　　陪审团都是男人。贵族男人。
　　
　　他们穿着深色的外套，领巾系得一丝不苟，坐在那里，看着被告席上那个同样穿着深色外套、领巾系得一丝不苟的男人。
　　
　　他们认识他的父亲，和他的叔叔一起打过猎，在同一个俱乐部里喝过酒。他们不会说“我认识他，所以他不该死”。他们只会说“证据不足”。
　　
　　法官是法官。可他也是贵族。
　　
　　他和被告的父亲是老相识。他在法庭上没有笑，没有皱眉，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。
　　
　　他只是偶尔点点头，偶尔翻一翻桌上的文件，偶尔咳嗽一声。可那些点头，那些翻文件，那些咳嗽，都在告诉陪审团——这个案子，没什么好审的。
　　
　　她写了一封信。不是写给报社的，不是写给法官的，是写给那个女人的家族的。她写了医生的发现，写了昆虫学家的证词，写了法庭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　　
　　她写了那个女人身上的瘀伤，旧的，新的，叠在一起的。她写了那些被忽略的蛆虫，那些被嘲笑的话。她把真相，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，装进信封，封好，叫来一个信差。
　　
　　她等。
　　
　　等了几天，几周。没有回信。她又等。
　　
　　后来她听说，那个女人的家族，和那个男人的家族，私下谈了一笔钱。不是赔偿，不是道歉，是“监护不当”。
　　
　　一笔钱。那个女人的性命，最后就是一笔钱。
　　
　　也许还有别的资源交换，不是她能知道的。
　　
　　十几日后，玛丽写完了这个故事。
　　
　　她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又下雨了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玻璃上，沙沙的。书房里很安静，只有雨声和她自己的呼吸。
　　
　　她盯着桌上那叠稿纸，看了很久。那些字，那些虫子，那些在法庭上笑着的男人，那些被丢在乡下的女人。她写了，可写完了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　　
　　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。雨丝飘进来，凉凉的，落在她脸上。她站了一会儿，又坐回去，拿起那叠稿纸，翻到第一页。
　　
　　空白处，她拿起笔，写下几个字——《虫子的证词》。笔尖停了一下，划掉虫子改成蛆虫。又继续写：第十七卷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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